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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神秘的印度宝莱坞

2019/9/19 4:26:09

走进神秘的印度宝莱坞

这是一条离孟买北市区不太远的上坡路,塔塔集团生产的房车三三两两停在两侧,三个漆成黄色的路障、一条白色斑马线以及几乎镶嵌在两侧合拢树冠中的蓝色大门,这便是孟买电影城的入口了。

 

1995年,孟买的英语官方名称正式定为Mumbai,三百年前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据点Bombay从此被扫入故纸堆。如今,只有宝莱坞Bollywood这个和美国好莱坞Hollywood一字之差的印地语电影产业基地,才能让人偶尔想起这个海港都市前世今生。


我的车穿过路障,来不及和守门的卫兵做眼神交流,宝莱坞已经像一幅笔调浓烈而又颇具神秘色彩的印度画,徐徐展开在我的眼前。

 

事实上,我曾经一度打消了进入宝莱坞的念头,因为这是一个不对外人开放的“禁地”。

 

我手里的英文旅行指南对宝莱坞介绍是:电影城属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电影、戏剧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,是该邦政府于1977年为支持电影业发展而成立的一家大型国有公司。游客目前可以支付两百美金的门票,参加由电影城公司组织的半日游,孟买政府正打算部分向外界开放电影城,做观光旅游用途。

 

当天下午五点,西边的太阳还没有沉入阿拉伯海。趁着我的司机和卫兵商谈“门票价格”之际,我站在门外,望着从里面走出来的男男女女,最初还十分兴奋的问,“你是演员吗?”当数次得到否定答案时,我开始不做声了。


门外是极具生活气息的城市,门内是造梦的宝莱坞。与其说这里是电影基地,还不如说这是一座装在郊野公园壳子里的电影梦工厂。大多数时间,车窗外略过的是枝桠参差的阔叶乔木,时而又是一片裸露着沙土的草坪。盘山而上的路口,又是一些身穿黄色制服的卫兵。

 

就是在这山野之间,林林总总散落几十家电影公司的摄影棚和外景拍摄基地,大一点是费工费料搭建的城市和乡间街区实景,以及古印度和古罗马风格的神庙神殿。小一点的是钢板搭建的摄影棚,还有一种索性借助周遭的自然景致,木质脚手架上铺满了彩色幔帐。

 

我的车来到山顶。眼前是包围在绿色丛林中的一大片湖水,身后则是躲在橙黄雾霭中的孟买天际线,我顿时明白为什么宝莱坞为什么会建在这里,这不就是人间和自然相遇吗?这幅景象符合印度人对美的最好想象。

 

说实话我不太懂美学,但是在印度勾留的日子中,对印度人的审美还是有些观察。一个让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,大部分印度电影的色彩都极尽绚烂,而在真实的印度,人们对色彩也极其敏感,哪怕是风雨零落一百年的殖民建筑,当代印度人也一定要漆成大红大紫。

 

在我看来,印度人对美的敏感成就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。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,印度人觉得,即便是在脏乱不堪的厕所解决生理需求,只要厕所的窗口面对壮美的日落就是世间最壮丽的美。

 

印度是多民族的国家,庞大的电影市场有时以语言细分。今天,泰米尔语和孟加拉语等地区语言的电影也在宝莱坞拍摄。傍晚六点的天光还亮,我的司机把车停在一个比哈尔帮方言的片场。

 

这是一部乡村题材的电影,名叫《小店铺》。今天的最后几个镜头是打戏,我站在一旁饶有兴趣的观看,几名警察模样的人马上警惕起来,“你有进门许可吗?”不过,不到一分钟的功夫,我那位神通广大的司机打点好一切。

 

身穿绿色毛衣的马尼斯是这部电影的置景师。在他的手里,一座座屋顶铺着茅草的泥房子拔地而起,四周挺拔的是棕榈树和茂密的树林,印度乡村的模样也大抵如此。

 

“我在这里工作20天,能赚1万5千卢比(约合1500人民币)”马尼斯笑呵呵地说。

 

或许是宝莱坞与生俱来的欢乐劲儿,印度人觉混在电影圈是一件乐事。“工作非常好找,”马尼斯说,“每年都有几百部电影在这里生产,工人的薪水不多,但是男女主角的片酬却很乐观。”

 

虽然和中国一线明星的片酬无法比较,但我后来得知,这部电影男主角Rajiv和女主角Rani在比哈尔邦很受欢迎,他们的片酬约在30万到40万人民币之间。在吊威亚的间隙,Rajiv和我闲聊,“我只知道成龙”,这是身材稍微发福的男影星对中国电影的唯一了解。

 

如果在印度问一名小学生他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?标准答案依次是工程师、医生和明星。然而,在宝莱坞当影星并不是轻松的事。我还见到一名印度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明星,在片场他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,最多也只是一张矮凳休息而已。

 

时钟指向七点,Rajiv和Rani已经工作十多个小时,天色渐暗,两人终于可以休息。置景师马尼斯告诉我说,在宝莱坞,演员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。


希拉尼的家离电影城不远,这名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的导演怕我找不到路,特意派司机来酒店接我。他的家兼工作室是一幢独立的别墅,我来到地下室的一间房间。

 

藤制沙发、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坐垫、橘黄色的布窗帘再加上一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印度电影《阿南达》海报,我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色彩理论,这也是一位对颜色敏感的印度大导演。

 

我和希拉尼是在北京认识的,他是今年北京电影节的国际评委。“我住在离市区很远的酒店里整天工作,都没有时间去城内游览,”我们的对话从叙旧开始。

 

一部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让希拉尼在中国红了,李克强总理去年访问印度时也说他是在女儿的建议下看这部电影的。不过,一个尴尬的现实是,中国和印度电影的交流并不频繁。

 

“除了印度本土,很多印度人生活在欧美,那也是一个大市场,”希拉尼说。

 

我见到希拉尼那天,他正忙着新电影《P.K》的后期编辑。我凑近电脑屏幕,又见到表情夸张的演员和绚丽的色彩。“电影应该让人发笑,人们在紧张生活之余,走进电影院是为了舒缓压力的”,他的电影理论是如此朴素。

 

临别之际,希拉尼说那张《阿南达》电影海报是他最喜欢的导演Hrishikesh Mukherjee的作品。我后来查到了这名导演名言:我试图让我的作品成为糖衣炮弹,但糖绝不能多过弹药。

 

的确是时候扭转中国人对印度电影“歌舞升平”的误区了。印度的电影情节大多脱胎于《罗摩衍那》,这部古印度著作的主题非常简单,就是正义战胜邪恶,磨难产生幸福。

 

走出希拉尼的工作室,我想到德国十九世纪抒情诗人吕克特对《罗摩衍那》的描述:

 

这样富于幻想的丑怪,这样不拘形式的激昂而滔滔若悬河般的辞令,像《罗摩衍那》显示给你的,荷马无疑曾教给你藐视它;可是这样高尚的心术和这样深沉的情感,《伊里亚特》却不能显示给你。

 

望着隐藏在不远处山峦之间的宝莱坞,我愈加清楚几百场乃至上千场宝莱坞电影传递给印度人的信息:高尚的心术和深沉的情感。